“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主席的一个著名论断，也是我们党的一件传家法宝，大家可能不知道它的种子，就是从醴陵的土地里萌发，是从醴陵的农民运动中得来的。
那是1926年，国共合作正在蜜月期，农民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其中湖南湘东一带更是热火朝天。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手工业者也成立行业协会，农民组织起来，戒烟禁毒，严禁赌博，废除封建迷信，清理祠堂账务，要求减租降息，农民运动的实质就是土地革命，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可以想见的，这些措施严重影响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层的根本利益，所以，他们对农民运动恨之入骨，到处抵制宣传，极尽污蔑之能事，斥之为“痞子运动”“糟得很”。
远在城市联合执政的共产党内一些同志也不明真相，少数人甚至迁就国民党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也加以责难。和对基层熟悉的党员同志形成针锋相对的两派。农民运动究竟是怎么搞，还要不要搞下去？两派争论不休之际，担任农民运动执行委员的毛泽东同志默默收拾行李，登上下乡到农村一线调查的火车。
事关革命前程，他要亲自用双脚寻找答案。
1927年1月27日，毛泽东来到调查的第一站，我们醴陵的先农坛。在这里，他逐个走进农民家中，拉家常、问饱暖。
呵气成霜的季节，他却坚持和农民一起劳动，与乡土亲密接触。
5天后，为了搜集更加详实资料的毛泽东，又冒着鹅毛大雪，步行15公里，来到第二站，南乡东富寺。
南一区一乡农协会，听到毛泽东来调研的消息，赶忙向他汇报了当前农民运动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他们把菩萨给打了。在当时，菩萨对农民的意义，不言而喻。可破除迷信，又迫在眉睫。
正如乡农会委员长尹锡乾说的，土豪劣绅就是利用人们的迷信思想，靠着半夜悄悄到庙里换“灵签”，暗地散布“神租”欠不得的论调，来阻碍减租、清算运动。
成立农会后，为了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农会特意选在这里办公。可仍有一些老年人和妇女，坚持到这里求菩萨保平安、求减租。束手无策的农会，这才做出了“打菩萨”的冲动举动。
毛泽东却笑了。他安慰地拍了拍尹锡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自己会用双手把菩萨丢掉。”
了解到农会的斗争成果后，自觉时机成熟的毛泽东，在东富寺前坪，召开了700多人的群众大会。
他先是从求菩萨的事情入手，“听说你们这里还有人求菩萨减租，信八字、信风水，我们办农会只几个月，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都倒台了，难道以前他们就八字好，风水好，这几个月就不好了？乡下穷光蛋忽然八字都好了？风水也好了？”
眼见群众都跟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走，毛泽东趁机提出问题，“过去敬了几千年菩萨，没有看到关圣帝君、杨泗将军等菩萨帮你们打倒一个土豪劣绅，现在你们想减租，我问你们有什么法子？是信神呀？还是信农民协会？”
短短几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点头称是。农会与菩萨的矛盾就这样轻松化解。
另一边，从醴陵的这起“打菩萨”事件，到走访调研得到的许多第一手资料，毛泽东的心中，也对农民运动勾勒出了细致的画像，它在革命发展中的意义，也在毛泽东的心中日益清晰。
不久后，依据醴陵、湘潭等地的调研，《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炉了。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以详尽的事实，得出一个结论：农民运动“好得很”，有理有据地驳斥反动势力和党内某些人对农民运动的诬蔑和攻击的种种谬论。
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到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就此发端。
一颗萌芽于醴陵的种子，机缘巧合之下，为紧要关头的中国革命，找出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也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发展，贡献了又一宝贵的经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用脚步在醴陵的土地上，丈量出了农民运动的意义，也丈量出了“实践”与“理论”的重要意义。